明悦心理
独立学派的诞生与发展
20世纪30、40年代，整个世界都卷入惨烈的战争之中。战争重创了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其消极影响亦渗透至精神分析领域。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欧陆的大量精神分析师被迫纷纷移迁英国，其中包括“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及其女儿安娜（Anna Freud）。欧陆精神分析师的到来深刻改变了英国的精神分析局面，不仅带来异于已在英国扎根的克莱因（Melanie Klein）的儿童精神分析观点，还激化了以安娜和克莱因各自为首的两大阵营间的矛盾冲突，打破了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ritish Psychoanalytic Society）（后简称“学会”）近20年相对和平、安宁的环境氛围，进而引发一场“极具震撼并富创意”且影响整个精神分析运动发展的“战争”，即精神分析史上著名的“弗洛伊德-克莱因论战”（the Freud-Klein Controversies）（后简称“论战”）。
为了防止学会的分崩离析，学会于1941至1945年间召开了一系列科学会议。一方面讨论诸如学会的领导权、精神分析培训与教学等规章制度问题；另一方面澄清克莱因等人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新观点。安娜和克莱因及其各自的追随者围绕潜意识幻想、本能与力比多、投射与内投、超我发展等理论主题，以及儿童精神分析技术展开激烈争论。期间，温尼科特、佩恩、琼斯等持中立立场的分析师亦发表各自的看法，并辩证、理性地对待上述两大阵营的观点。1946年11月，争论双方在佩恩（继琼斯后的第二任学会主席）的协调下签订一项“君子协议”，制定了新的培训章程，即任一候选分析师必须接受两种不同传统的培训，即候选者需先接受安娜或克莱因传统的培训，然后接受不属于这两个阵营中的分析师的督导，亦即接受“中间小组”（Middle Group）分析师的督导。至此，“中间小组”在分析师培训和教育的意义上正式登上精神分析的历史舞台，而“论战”直接促使英国精神分析学界形成“三组鼎立”的局势，分别是以克莱因为首的“A组”（即克莱因学派），以安娜为首的“B组”（即维也纳学派），以温尼科特为代表的“中间小组”（即独立学派）。
如上所述，“中间小组”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英国精神分析学界的“论战”，后在海曼（Paula Heimann）的建议下改成“独立小组”（Independent Group），即现所共识的“独立学派”。对于独立学派，国内外学者对其的概念范畴给出大同小异的界定，笔者认为，独立学派是指以温尼科特、费尔贝恩和巴林特等为代表、与克莱因学派和维也纳学派相对立、遵奉客体关系的研究取向、以批判性地吸收和发展精神分析理论观点与临床技术为宗旨的精神分析师团体。
迄今，共存于英国精神分析学界的独立学派、克莱因学派和维也纳学派都经历了重大甚至革新式的发展。其中，独立学派通过与其他精神分析学派的对话以及开放性地接受外来的思想得以丰富、扩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规模的扩大。独立学派作为一股中间势力是学会内部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以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吸引、聚集各类具有不同旨趣的分析师，尊重差异、博采众长。近几十年来，独立学派的思维传统吸引了全世界众多分析师的热衷，其规模日益扩大。这既直接体现在分析师的数量逐渐增多，同时也间接表现为其思想传统所覆盖的影响范围扩大。第二，理论的多元化与融合。独立学派的分析师发展一种通过关系和非言语的方法治疗更为严重的患者的临床理论，他们强调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在理解病理学和治疗上同等重要，并着眼于母亲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进而在与克莱因学派的共同努力下推动客体关系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尽管独立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家都从客体关系的角度思考人类的心理，但其内部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第三，技术的演变。首先，从以治疗技术为核心到重视治疗关系。独立学派的分析师以客体关系取向为指导原则，不再过于强调治疗技术对精神分析治疗的绝对价值，而逐渐重视治疗的环境和氛围，强调分析师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对治疗结果的重要性。患者也成为治疗的主体，具有主观性和能动性的特征；且分析师在治疗过程中不再处于完全中立的地位，而是积极参与并表露其自身的情感，同时应注重倾听并等待患者的自我发现。
